执行艺术总监谢嘉幸访谈录

采访对象：谢嘉幸教授

采访形式：问答

采访时间：2011年9月5日

采访地点：谢嘉幸教授家

采 访 人：滕腾

滕：谢老师，您好！北京传统音乐节已经成功举办两届，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誉。作为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副秘书长、执行艺术总监，开幕式“五彩丝路”大型多媒体音乐会策划的您，长期忙于音乐节诸多事宜，能不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筹备工作的基本情况和您的一些基本想法？

谢：当然可以。

滕：为何将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与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同期召开？您最初的想法是怎样的？

谢：实际上，在第一届传统音乐节还未召开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当时的想法并不复杂，就是觉得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是一个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传统音乐，实现世界传统音乐展示与交流难得的机会。网上有一篇“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开幕式筹备会议召开”的报道你们可以看看，筹备会时间是2009年6月13日，距离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召开还有将近三个月。在这个筹备会上，我向前来中国音乐学院访问的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副院长介绍了2010年的初步设想。我说：在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基础上，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将突出音乐历史传统与国际音乐交流的特点。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开幕式主题将与“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开幕式的主题相结合，形成中国与国际间传统文化交流的珠联璧合。总体设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梦回长安》；二是《丝绸之路》。第一部分属于中国历史音乐文化展示部分，也被称为“中国之夜”；第二部分属于国际性的音乐文化交流史追溯。合并开幕式的整体节目还将借助西安音乐学院传统音乐教学成果的支持。这个想法虽然和最后成形的开幕式“五彩丝路”大型多媒体音乐会以及中国之夜的“来自唐朝的声影”与“中国民俗音乐狂欢”还有很大差距，但基本型态的考虑已经有了。

滕：您能否再细谈一下这种构思的基本想法？

谢：当然可以，在这一基本构思中，国际音乐交流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角度来看，开幕式“五彩丝路”的主题与世界音乐教育大会 “和谐与世界的未来” 主题非常吻合。文化交流是一切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然而，人类历史的文化交流虽然推动着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却伴随了太多的暴力和刚性的印记，而恰恰是“丝绸之路”的柔性色彩，预示着人类和谐的未来；其次，从北京传统音乐节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又有这样的想法，提到“传统”，很多人会将它和“保守”、“封闭”联系起来，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恰恰是“丝绸之路”展现了中国文化开放的特质；再次，从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宗旨来讲，历来都主张推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规定参与各国的演出团队必须演出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或创作音乐，展现自己的文化，承办国更应该如此。传统音乐节跟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宗旨上是一致的。

滕：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与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同期召开，云集全球精彩的演出，您认为是否影响到传统音乐节的“收视率”？

谢：如果说有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不是降低了传统音乐节的“收视率”而是极大地提高了传统音乐节的“收视率”。第一届传统音乐节的参与程度与第二届传统音乐节的受众参与程度是不可比拟的。在世界大会背景上的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其受众是参与世界大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国内外正式代表4019人，国内外演出团队2803人，再加上各类人员，总数达9138人之多，其中国外代表和音乐家近2000人，来自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以开幕式音乐会为例：第一届传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的受众不到800人，而第二届传统音乐节开幕式由于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开幕式结合在一起，受众近5000人，不仅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厅挤满了，还有几百名外国演出团队的队员是在大厅外的廊道阳台观看现场直播的。

滕：那您不认为北京传统音乐节实际上被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给“淹没”了？

谢：当然不这么认为。因为整个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北京传统音乐节的演出的主题与板块划分是很明确的。鲜明的主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三大板块这样划分：

第一板块是庆典音乐会，包含开幕式音乐会、中国之夜（唐代乐舞与中国民俗音乐狂欢）以及闭幕式希腊专场音乐会。这一板块虽然是传统音乐节与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合二而一，但其传统音乐节的特色毫不含糊。如前所述，“五彩丝路”的开幕式大型多媒体音乐会，在内容上继承了首届传统音乐节的特质，在表演形式和展现形式上也继承了2009年首届传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 “北京音乐800年”的传统，采用多媒体的背板并加上旁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又如“中国之夜”的两大演出场面，亦雅亦俗，亦静亦动，“来自唐朝的声影”是高雅大气的唐代乐舞，“民俗音乐狂欢”是活泼闹腾的民俗狂欢，这些都是传统音乐节原来设计的内容，也都是传统音乐节的保留样式。2009年我们搞了北京民俗音乐狂欢，2010年则是中国民族音乐狂欢，这两者之间承接性是鲜明的。闭幕式希腊专场音乐会，完全是希腊民间传统音乐，和首届传统音乐节的挪威专场民间音乐会一样，给我们带来了欧洲不同风味的民间传统音乐。

第二板块是“北京传统音乐节专区”，设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环境是按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氛围布置起来的，由于中国音乐学院只有3个音乐厅，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音乐表演都能在这个专区举办。一共有来自中国和世界的29个传统音乐演出团队，分别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三个音乐厅和国家会议中心的五个演出场所演出58场，在这些演出中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传统音乐的风貌。

第三个板块是“世界音乐博览”，设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五个演出场地，这个板块可谓色彩斑斓，既有民间传统音乐展示，又有多种多样的流行音乐、交响乐等等，与中国音乐学院传统音乐专区形成对比，衬托了中国与世界传统音乐的鲜明特性与丰富性。

滕：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与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有哪些不同呢？

谢：前面已经说到了，在总体精神气质上，两届传统音乐节有着内在的继承性。但它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关注点不相同。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重心是北京。开幕式的“从金中都到新北京——北京音乐八百年”，闭幕式的“北京民俗音乐狂欢”，一头一尾都是北京。虽然也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濒临失传）的瑰宝吟诵和雅乐，关注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和区域音乐。但其特点则是以北京音乐文化为重心，在地方性中展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则关注丝绸之路，关注了唐代乐舞，关注了中国以及世界多样化的传统音乐，以中国音乐文化为重心，在交流性中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气势与胸怀以及世界传统音乐的五彩缤纷。如果说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是“北京传统音乐”节，那么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则是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与世界传统音乐”节。

其次，规模上的不同，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再补充几句，从演出的规模来讲，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演出有13场，第二届传统音乐节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演出总共达103场，其中属于传统音乐节的演出有62场；从培训的规模来看，第一届传统音乐节接受培训的有来自北京的一百名大中小学音乐教师，而置身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平台上的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光来自中国的参会代表就达到3000名，他们大部分也是学校音乐教师；从论坛的角度来统计，第一届传统音乐节的论坛有7个，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传统音乐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等主题；第二届传统音乐节专场论坛有2个，分别是围绕开幕式“五彩丝路”音乐会的“丝绸之路音乐的历史与当代解读”研讨会，以及围绕“来自唐朝的声影”音乐会的“唐乐舞重建与文化中国的视野”研讨会，专题报告3个，其中包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民族音乐学家内特的报告等。另外还有包含在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学术研讨会中的130场传统音乐论文宣读与研讨会和工作坊，其中论文宣读与研讨会95个、工作坊35个。

滕：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具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谢：和第一届比起来应该说各有特点和优势。当然，前面的讨论已经把第二届传统音乐节特点和优势讨论得比较清楚，这里再补充一句，如果广泛参与的程度是衡量“节日”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比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更像“节”。

    因此这里主要谈谈缺点。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首先是“传统音乐”的传承培训不像第一届那样明确和集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第二届传统音乐节没有组织第一届那样的大师班，第一届请了王向荣、陈树林等人办了11场大师培训班，学员直接面对民歌传承人，接受“手把手”式地口传心授。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请的民间传统音乐艺人更多，但却没有时间和精力组织类似的培训。与会代表只能从演出和相关的工作坊中去学习和领会中国及各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其次是对传统音乐的集中研讨不够，围绕两场大型庆典音乐会的研讨会当然很成功，也比较深入，但只有两场。不像第一届那样从教育、传承、理论构建学科建设等方面比较全面探讨传统音乐如何面对当代的挑战。

滕：第二届音乐节举办得很成功，您认为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谢：不少记者问过我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2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举办成功的原因，我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一下：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对大会领导和大力支持，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指导，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丰富经验，北京市各部门的有力支持，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热情参与，以及志愿者的无私奉献。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及的是开幕式音乐会的几位艺术顾问。

首先是李西安老师，尽管由于身体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他没有担任本届音乐节和这场音乐会的总策划，但我仍然认为他是这台音乐会的核心人物，或者说是“灵魂”。我和谢宏导演多次到李老师家登门拜访，聆听他为音乐会策划所急需的具体指导和宝贵意见，他还将多年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大堆书籍和材料提供给我们。多年以前李老师构思的“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中就包含了丝绸之路的主题，这台音乐会事实上是李老师多年前华夏之声音乐会的延续。

其次是乔建中老师，整个音乐节得到了乔老师的大力支持，他不仅接受了我“指派”给他的“中国之夜”之“中国民俗音乐狂欢”的构思与组织，还欣然对“五彩丝路”多媒体音乐会出谋划策，我和谢宏导演到乔老师家去谈音乐会的整体构想，他脑子马上出来了好多优秀的传统曲目，后来被采用的“阳关三叠”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音响音像资料。

还有董锡玖老师，“五彩丝路”音乐会实际上说是音乐舞蹈晚会，舞蹈在整台晚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因此我想办法和舞蹈理论家、也是丝绸之路舞蹈专家董锡玖老师联系上，在征得她同意之后，我和谢宏就一起登门拜望，老太太非常热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她所参与和了解到的丝绸之路舞蹈晚会。也提供了很多资料，还来参加了“五彩丝路”音乐会筹备座谈会。令人伤心的是，董老师今年四月份去世了。

当然，为音乐会做出重要的贡献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亲赴青海玉树和新疆考察和采选节目的赵塔里木院长，多次参与审议的樊祖荫教授，很有创意地设计了和一群红领巾一起合奏“光明行”的宋飞老师，为音乐会提供重要指导和实际帮助的北大王岳川教授、参与策划的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执着严谨的关乃中指挥……等等。

这个名单实在是太长了，因为这是一个集众人智慧、创造和劳作的成功之作。

滕：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举办后，您认为存在遗憾和疏漏吗？

谢：那是当然的，而且应该说，传统音乐节才刚刚起步，十分稚嫩，因此远不是遗憾和疏漏的问题，而是还很不成熟，需要反思，亟待完善的问题。

首先还是理论认识问题，什么是传统？传统如何界定？其次是如何看待传统？传统如何发展？……这里的问题很多，仅举一例来说。把整个音乐节定位在“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化挑战”似乎非常诱人。但在没有找到价值坐标和厘清事实之前，这样的口号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不是“现代化如何向传统学习”呢？我们把这两个口号一比较，问题就出来了，在前一个口号里，传统是有问题的，它只有改造自己以适应现代化才能生存；而后一个口号中，传统至少还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我们把自己的传统扔掉的太多，我们已经不认识，不知道自己的很多传统。1999年我在内蒙开了一个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研讨会，出来三派观点：扎根派、疼孩子派和黄河入海派。 “扎根派”认为应该音乐教育以传统为自己的根基。“疼孩子派”认为音乐教育应该以学生的喜好为标准，不应该“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东西，“黄河入海派”认为音乐的流变无所谓，民族音乐应该海纳百川方能波澜壮阔，应该说各有各的道理。但我始终认为文化是需要有根基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复什么？复自己古希腊的传统。会上我提出让每一个学生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因此我属于“扎根派”。这里有很深的理论需要辨析。无论如何，我认为，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做的事情和前面一句时髦的口号不一样，要脚踏实地地去发现传统，实现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对传统要有一颗敬畏虔诚的心。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

其次是操作问题，虽然由于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目前传统音乐节已经有一定的固定经费保障，但学院并没有给任何编制，据我所知，中央音乐学院的现代音乐节办公室目前有6-7个人。我们研究所有自己的科研任务，因此每到“节日”临头，研究所的全体老师，都得放下自己的科研任务超超负荷地为“节日”工作。一项大型活动，是不能光靠老师们的工作热情的，应该要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另外，学院整体上对这个校园活动介入地还很浅，这项工作似乎和学院大多数部门并没有太大关系，尤其与学院的教学部门、师生们也没有实质性关系，更遑论成为李西安老师所说的，它至少首先要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节日”，因此，说“传统音乐节”离“节”还太遥远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它甚至远不及学院每年一度的校园运动会。当然，学院领导是非常重视的，但仅仅有领导的重视，而是要让全院的师生都明白它的意义。从一个愿望到成为一个真正的节日，还有太长的道路需要走。很高兴赵院长已经提到“传办”（北京传统音乐节办公室）要正式成立，但愿这个想法能尽早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