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 责任与选择——关于校园音乐节的一点反思

世界上有很多节日，传统的，现代的，民俗的，宗教的，行业的，政治的，国家的、地区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然而，无论名目有多少，它们仍然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它一定是社会性的，一定有特定群体的参与，又如，多数节日都有它们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场域，更有自己追寻的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人文的、民俗的旨趣，或者所谓“文化蕴含”。这样看，也就符合了民俗学家给节日（主要是传统节日）归纳出的两个界说：第一，节日体系是一种时间制度；第二，它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节日都包含了一些值得挖掘的民族文化遗产。

 两年前，在北京市教委及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中国音乐学院也办了一个音乐节，叫做“北京传统音乐节”，2009年10月是首届，去年，借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北京举办的机会，又同时举办了第二届。客观地说，这个还不到“两岁”的幼儿似的“音乐节”，对于少数策划者而言，是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使命，尽了一种责任，在他们心里，“音乐节”自有一份厚重的份量；对于参加表演的艺术家们，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民间艺术家们，更是终生难忘，有如一次音乐的“朝圣”之旅；对于一些观众，我指的是那些真诚地敬重传统的观众，同样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化洗礼。然而，对于全社会，哪怕仅仅是音乐界、音乐教育界而言，它还不为很多人了解，其影响自然也就很有限。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的反映是很正常的。即使我们对“音乐节”怀有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远大的目标，但说到底，它毕竟是一个“校园的音乐节”，其地界有限，它也才举办了两届，其“历史”很短。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倒觉得最要紧的，是我们对已经举办过的两届进行一番认真的检讨，从最初的动议，到目标的认定，从方式的选择，到内容的设计，从开幕主题的考究，到各节目的安排等逐一分析，肯定成绩，发现不足，以便为日后各届积累经验，增加营养，让这个新生的“校园音乐节”良性成长，延续不断。

以下是本人的一点认识。

一

记得首届传统音乐节开幕的当晚，有位领导致辞时随意说了一句，我们该有个音乐节了。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当时就怔了一下。这话说得好，可谓一语中的。但他是指中国？北京？还是中国音乐学院“该有个音乐节了”？我想都不重要。我知道，中国、北京确实有好多“节”了，中国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现代音乐节，以及更早的包含音乐的“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泉城之秋”“西北音乐周”等，艺术类的、音乐类的不可谓不多，但有一个以“传统”命名的音乐节吗？恐怕没有，至少我知道此前还没有。我想，这大概就是“该有个音乐节”的真正含义了。更值得我们看重的是，这个打破历史记录的“传统音乐节”是办在中国音乐学院。这又是因为什么？作为从建院之日起就亲历了这个学院历史的老校友，我以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于中国音乐学院，无论它遭遇过怎样的曲折，无论它今天的专业设置与当年建院有了怎样的变化，它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建设、探索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最终目标始终是明确的。可以说，这是历届学院领导、教师、职工以及成千上万名学子对社会的一个庄严的历史承诺。正因如此，在有了机会也有了条件选择举办属于自己的校园音乐节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传统音乐节”这一称呼。对此，我想音乐界乃至中国文艺界，都会投赞成票，叫做“顺乎人心而实至名归”。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没留意，那就是2009年是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四十五周年，而且，9月21日是正好是校庆日，20天后，音乐节正式开幕，可否说，这恰恰给音乐节又添了一重意义，是中国音乐学院师生对四十五年的历史承诺的积极回应呢？

    然而，就算是历史老人顺乎人心地于2009年选择了中国音乐学院来筹办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可办成个什么样的传统音乐节？如何在校园这个“方寸”之地，容纳“北京传统音乐”这个时空内容无比宏大丰富的主题，又极为现实地摆在全体策划者的面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的主要精力都花在音乐节整体与局部节目的设计、选择、安排上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设计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大致为：（一）、北京的定位，或者说，我们要展示北京的什么？800年帝都的北京，亦即传统的北京？当代国都之北京？现代国际都会的北京？我们究竟以“谁”为重点？如果以800年帝都的北京为核心，那在具体内容上，又有哪些“北京传统音乐”的经典能够支撑起这个核心主题？（二）“传统音乐”在音乐节中的定位？即选择什么样的节目才有代表性？汉族、少数民族、古代的以及存活于今天的，精英型的，民间草根型的等等。（三）校园音乐节的文化定位？即音乐节作为一种文化方式在高校具有何种意义？把大量传统音乐“浓缩”在一个“时间的容器”中，对于校园的文化传承具有哪些作用？它对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会产生哪些正面影响？等等。

    反复研讨的结果，我们把800年帝都北京的传统音乐积累作为开幕音乐会的重点，把近些年在各地“非遗”保护中挖掘一大批民间音乐精品、处于濒危的古诗词吟诵和基本凋敝的古代雅乐作为音乐节的主体，用“大师班”的形式体现高校教育与民间传承的衔接，再以几场专题研讨会作为学术支点，最后以北京郊区的各种民间“花会”表演营造出一个校园的中国式狂欢。整个节日以悠悠“历史”开局，以厚实的“传统”承接，再以热闹欢腾的民俗煞尾。构成音乐节的一个有序的内在结构。古人提倡作文或撰写剧本要努力做到“豹头——猪肚——凤尾”，一个星期的首届传统音乐节的整体结构，似乎也蕴含了这样的意味。无论开幕、中间各场、大师班，研讨会，还是终场的校园狂欢，均有可圈可点精彩之笔，给观众留下许多缭绕的“余音”和甜美的回味。

接下来，中国音乐学院又承接了2010年8月在北京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任务。除了教育大会本身的一系列专场演出、演讲活动外，同样要有一个主题鲜明的开幕式、闭幕式及多场专题音乐会。鉴于此种情况，学校决定将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与教育大会“捆绑”在一起举办。这样做，一是节约经费，二是扩大“音乐节”的社会影响，三是再“练”一次兵，为继续办好“北京传统音乐节”取得经验。所不同处，第一，这次规模大，参会者约五、六千代表。第二，它的主会场不在学校，而在富丽堂皇的国家会议中心。第三，它是国际性的。为如此多的国际朋友、国内各地同行宣传“北京传统音乐节”，这是机遇，更是挑战。也许，因为舆论的热点大都在世界音乐教育大会，“音乐节”的身影在整个大会期间显得有些疏淡。但对于主办者来说，必须在整体设计时同时考虑“一会一节”的共同点，使二者融为一体，相互衔接。

    重头戏仍然是开幕式音乐会与中国之夜。如前所述，第一届的开幕式我们选择了历史，即以时间为主轴，揭示800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散落在各个历史节点上的音乐艺术风貌。而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地域，即以空间为纬，展开一幅古老的中华文化与四周邻居在成千年的交流、交融中所构成的宏伟画卷。音乐以《霓裳羽衣舞》开始，通过西域、南亚、东南亚、东亚、东北亚和北方草原的五方之乐舞，让观众在一个半小时完成缤纷夺目的“五彩丝路”音乐之旅。因为每一条丝路上都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与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交往佳话及其艺术交流的结晶。这样的构思，既与首届开幕式形成时空上的对比和呼应，又紧扣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和谐”之主题，气势恢宏，震慑人心！“中国之夜——中国民俗音乐狂欢”，则仍然沿袭首届的思路，所不同者，在于它不像首届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表演单元，而是紧接在西安音乐学院表演的“中国之夜——来自唐朝的声影”之后，数千观众一走出会议中心的厅门，扑面而来的就是狂放的中国狮舞、火爆的民间吹打、锣鼓乐及少数民族歌舞，两场演出的前后单元，一古一今、一雅一俗、一庄一谐，反差极大，将规模空前的世界教育大会与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在震天的锣鼓声中推向高潮。

    两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已经过去，圆满成功也好，留下一些缺憾也好，反正都已交给历史，由它去评判和沉淀。作为当事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围绕音乐节的全部实践活动再作探究，提炼经验，总结教训，全心培育我们自己的这个节日。

二

需要探究的问题很多，我在这里先说三点。

一、  应该重新认识“北京传统音乐节”这个难得的称谓。

大家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吃惊或不屑一顾，至少在心里会想：今日之中国，传统，

传统文化，传统音乐，早已被抬得很高，称做“北京传统音乐节”，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必要看得太重。我看这是缺乏对以往历史的基本了解。数年前，有位民俗学家在讨论中国传统节日在20世纪的命运时，曾沉痛地说：“在中国努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两个共和国里，民间传统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打击和破坏。政府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引进西方文化，使之与传统文化整合，采用一些工程和运动的手段，这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错。问题一是出在政治人物急于求成，而结果适得其反；二是出在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出了片面思想。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要通吃或者消灭传统民间文化，从节日习俗的顽强生命力来看，是做不到的。压制遭遇的是反抗，其结果是潜藏之后再复兴。这与同样是后发现代化的日本能够让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化结成正面关系的历史是不同的。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当政者具有善待传统的明确观念，并找到了传统与现代通过妥协、互补达成融合的方法。而在我们这里，无论是没有‘人民’的共和国，还是在有‘人民’的共和国，知识分子都没有找到友好地连接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民俗的纽带。”（高丙中：《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节日文化论文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学苑出版社 2006年1月）传统节日的命运如此，传统音乐也不例外，了解底里的同行应该知道，二者的遭遇，何其相似。从五四运动至今，音乐界对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在整体上一直有“厚此薄彼”的倾向，到“文革”十年，传统音乐更受到空前的“打击和破坏”，1980年代以后虽有好转，但传统音乐被疏忽、漠视、挤压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至于上文作者提到日本政界与知识分子“善待传统”的明确观念，让传统与现代妥协、互补的方法以及那条“友好”的“纽带”等，要在我们这里真正实现，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回头再来看“北京传统音乐节”，它能够在我们这样一所普通音乐院校落户，我倒觉得来之不易，得之不易！值得每一个人珍视。因此，我建议学校应该制作一块精制的牌子，同学校的牌子挂到一起，一方面表示我们对这个节日、这份荣誉永久的敬重，一方面警示我们一定把这个音乐节办好，办到底！更重要的是，它也将标示：我们学校一定会以传统音乐为根基，一定会善待传统文化，尊重民间音乐，让“音乐节”成为现代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相互连接的纽带和渠道。

       二、对“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内容、形式、规模等作长远规划，使它逐步具有节日文化的规范，并相对稳定。如果说前两届因为经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使我们在形式的设计和内容的选择上均存在盲目、随意甚或草率等缺陷的话，那么，今后就应该有一个相对长期的“办节规划”。例如，音乐节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是不是每届都要搞花费很高、仅演一场的“开幕式”？其他传统音乐节目如何遴选？是有计划地按照体裁、品种逐渐选入？抑或按照地区分片分期进行？还有，汉族传统音乐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在每届节目中的比例？每届是不是要有一个中心主题？还是相互搭配的传统音乐“拼盘”？另外如，北京传统音乐节的时间规律，两年一届还是三年一届？每届以多长时间为宜？选择哪一周？等等，均需要相对规范和稳定。总之，既然是“节”，就要遵循一般节日的规律，加强计划性，克服随意性。

三、妥善处理音乐节与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关系。如前所说，北京传统音乐节本质上是一个“校园音乐节”，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和地位。既然如此，从长远而言，它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学校的一个有机部分。另外，这也自然限定它只能在学期当中举办，于是，就有了一个“音乐节”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为了把音乐节的价值“最大化”，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同学参与节日的全过程，尽可能多看音乐节的表演，成为音乐节最大的受益群体。另一方面，如果要取得这样的教育传承效果，学校必须停课，音乐节将承担“冲击教学”的责任。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也值得通盘筹划。由此，校方又得考虑：在学校现有建制上，建立一个类似“北京传统音乐节”办公室的实体。

    以上所思所议，仅是参加音乐节工作过程及此后的零散想法，当否，请各位指正！

    最后，仅以下面的话，表达我对“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祝福：

中国传统音乐，大矣，广矣！北京传统音乐节，小矣，幼矣！以此之小、幼，映彼之大、广，路艰途遥矣！然，既持“善待传统”之观念，秉“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之承诺，吾辈将不惧艰辛，上下求索，再踏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