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音乐与戏曲的缘分

    在我们的传统中，自古以来音乐和戏曲是不分家的，或曰戏曲是音乐的一部分，或曰音乐是戏曲的一部分。总之，如果有人说音乐不是戏曲，或戏曲不是音乐，是会让人很奇怪的。就像在西方，如果你说音乐和歌剧是两家，也会让人很奇怪一样。然而在中国，音乐和戏曲确实是两家，这可以回溯到一甲子之前那百废待兴的年代，音乐和戏曲确实分家了。曰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这一分就是六十余载！是福？是祸？是利？是弊？似乎谁也阐述不清，谁也懒得说清，浑浑噩噩，纵让岁月流逝。

    北京传统音乐节肇始于2009 年，其行动之纲领是重新“发现传统”。曾于首届音乐节关注北京音乐八百年、关注北京民俗音乐、关注吟诵和雅乐，关注少数民族音乐和区域音乐；次届音乐节关注丝绸之路，关注唐代乐舞，关注中国以及世界多样化的传统音乐；本届音乐节关注戏曲，同样在情理之中，更不在意料之外。然而音乐与戏曲的这次对话，似乎又不得不勾勒起这个多年让人心烦的话题。或曰幸甚，分家让戏曲免招西乐的“摧残”，因此今日之戏曲，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传统；或曰不幸，戏曲大师梅兰芳不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戏曲家不再是音乐界里的同行，两界分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在一些音乐界同行的潜意识中，戏曲要么是和音乐属于完全不同门类的艺术，要么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然而，多年来多有音乐家或因戏曲的熏陶，或因戏曲的滋养而大有成就，如大陆的赵季平、郭文景，台湾的许常惠，海外的陈怡……等等，更不用提较早的于会泳。那些脍炙人口真正大众喜闻乐见的乐曲，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更是直接取材于戏曲，尽管也有人认为那不叫创作，只能叫习作。然而，其成功难道与其出自戏曲的音乐无关？而人们对现代京剧的喜欢，难道会亚于西洋歌剧？

    也许我太乐观，还真撞上了戏曲“亚于”西洋歌剧的实例。有一次紫禁城上演张艺谋导演的西洋歌剧《图兰多》，音乐音响效果极差，嘈杂纷乱，却人山人海，且票价昂贵，似乎朝圣仪式更甚于聆听音乐，同时在北京上演的川剧《杜兰朵》，演员唱功、剧情设计极佳，却场内观众稀疏，场外门可罗雀，令我大为惊讶，这是怎么了？这当然不是所谓艺术质量的优劣问题，而是戏曲被“冷落”的问题。上个世纪20 年代，厦门有一位小学音乐教师抱怨学生们都喜欢自己的乡音社戏，而不喜欢学堂乐歌，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倒转过来，人们离自己本土的音乐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这是“历史之必然”？然而我更觉得这是一种教育操作的失误。有人对民族传统的音乐作过调查分析，凡是进入学校教育（包含专业院校和普通学校）的传统音乐，都存活下来了，而且“活”得不错，比如民族器乐，尤其那些进入考级的品种，古筝、二胡、琵琶、笛子，凡是没有进入教育主渠道的，都往“濒危”上靠，如戏曲、说唱。这次会上有论文谈到了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京剧进课堂”试点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说这是好事，但中国戏曲的剧种有几百个，不应该只有京剧能进课堂。作为“国策”，提“戏曲进课堂”要比仅提“京剧进课堂”好得多。京剧上升到“国剧”的地位，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从

教育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谁进入这个主渠道，谁得以繁衍发展的问题。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京剧借样板戏而风靡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京剧的票友和戏迷，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会哼上几句“阿庆嫂”“李铁梅”？如果说“历史之必然”，那只能说，谁叫你地方戏进不了主渠道呢？

    这当然也只是音乐与戏曲对话的话题之一。这次音乐节为研讨会设了五个和戏曲相关的论题：“戏曲音乐的传承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构建”、 “戏曲音乐的理论探索”、“戏曲音乐的当代发展”、“戏曲音乐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以及由作曲家瞿小松特别推荐的“跨界论坛：从文化看中国古典戏曲”，试图从戏曲音乐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以及前前后后来讨论戏曲音乐的前世今生。表面上看，这些都是戏曲界自身的选题。然而，由于参会者来自戏曲音乐两界以及文艺界各界，我更愿意把这些选题看成是戏曲与音乐的对话，戏曲与各界的对话，对话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确实要看戏曲音乐两界的缘分。

    因此，我在想，是什么阴错阳差，让音乐与戏曲这一别就是六十年？而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戏曲与音乐聚首京城。我想这个缘分来自“传统”，是对传统的尊重，让我们在此再次会面。相互打个招呼：别来无恙否？